卡勒姆没有理会地上的文件，只是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发出哒哒的闷响，“别抱怨了。我们不是法官，我们只是唐宁街文官系统的高级清道夫。把字敲上去。”
大卫叹了口气。在这个昏暗闷热的会议室里，两个为大英帝国金融界续命的老官僚，像看待一场不可避免的绝症一样看着彼此。
最终，大卫什么也没说。他弯下腰，捡起那支漏水的派克笔扔进垃圾桶，然后认命地坐回椅子上。
他的手指重重地砸在键盘上，打下了那段足以让半个华尔街高血压发作的条文：
“持有净空头头寸达到或超过相关金融工具已发行股本0.25%的披露义务方，须于本令生效后24小时内向金融服务局提交书面申报。相关信息将向市场公开。”
“检查无误。随时可以发送。”大卫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枯燥的职业平板。
卡勒姆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块陈旧的老欧米茄。四点五十二分。
距离纽约时间中午十二点，还有八分钟。
“发吧。”
卡勒姆抓起椅背上那件皱巴巴的外套，“干完这桩百年未有之蠢事，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下午五点半去帕丁顿的火车。我已经两天没见过我家的狗了。”
鼠标“咔哒”一声轻响。发送成功。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
这座城市刚刚抛弃了它坚守了一个半世纪的市场原则，但对于这两个刚刚改写了历史的打工人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能不能在楼下的 Pret A Manger（快餐店）关门前，买到一杯真正的大杯热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