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国处理过大规模的银行的资本危机——注资、剥离不良资产、股改、上市。
那是一场艰难但清晰的手术：坏账是存量的、已经发生的，窟窿有多大是清晰的，用国家资本填进去，把坏账剥出去，事情就结束了。
而陆泽描述的这个链条，不是一个等着被填的窟窿。它是一个不断改变大小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
陆泽继续说，"美国那些机构的风险模型，都建立在分散化的假设上。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信用等级，相关性是低的。所以把它们打包在一起，风险会被抵消掉一部分。评级机构给那些结构化产品打AAA，底层逻辑就是这个。"
"但在系统性危机里，所有的相关性都冲向一。"
他说得很平淡。
"那些资产之间可能并没有产生什么内在联系。但持有它们的是同一批被迫去杠杆的人。当一家机构必须卖东西换现金的时候，它不会挑着卖，它卖得掉什么就卖什么。于是本来毫不相关的资产，在同一天、同一个方向上一起下跌。"
"所有的分散化，在最需要它的那一刻失效了。到现在，不仅仅是次贷资产。"
周行长慢慢地把茶杯放回桌上。
"所以你在三月份看到的，"他说，"是这一整个结构。"
"差不多。"
陆泽点了点头，"这也是我为什么之后大规模买入了其他机构的CDS。在这样一个由三十倍杠杆、薄资本、和短期批发融资滚动支撑起来的体系里，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后，后面的只会越来越大。"
"贝尔斯登只是第一个被抽走信心的。它或许不是最烂的，它只是最先的那一个。"
屋子里安静了相当一会儿。
周行长没有立刻说话。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某个地方，像是在把陆泽刚才说的东西和自己原有的框架一条条对照。
然后他抬起头，问了一个陆泽预料到的问题。
"我其实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周行长说，"你说的这些——杠杆倍数、资本比例、抵押品折扣——这些数据，美联储和财政部手里都有，而且比你我都全。次贷的问题从二〇〇六年就开始爆了，中间两年多，一个接一个的警报在响。"
"为什么掌握最多信息、最多资源、最聪明头脑的那些人，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风险？"
这是整个晚上最让他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