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23日，清晨，庙行大捷才过去几个小时。
根据守军战后清点战场，发现共击毙日军三千多头，俘虏少佐大队长一名。
如果不是植田谦吉在最后关头下达了撤军命令，日军步兵第七联队必将面临全军覆没的下场。
可即便是这样，为了营救第七联队，日军付出的伤亡代价至少已经达到了一个联队的兵力。
对于一支满编两万人的日本常设野战师团而言，在短短的三天内，在一个面积不足几平方公里的江南小镇，被硬生生吃掉了一个联队的兵力，这无疑是一个能让日本陆军省发生大地震的战略级重创。
更让日本军部无法接受的耻辱是，一名重伤的陆军大队长、少佐军官，竟然被守军活捉了。
与此同时，这份沉甸甸的捷报，也化作电波，飞向了国内的政治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官邸。
初春的晨曦刚刚穿透薄雾，书房内却已经灯火通明。
掌握着国内最高军政大权的南京那位，正披着一件呢子大衣，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眉头紧锁。
自上个月底日军在上海悍然挑起战端以来，重新上台的他，压力极大。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轻易沦陷已经让他背负了巨大的骂名，国内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次上海开战，他更是处于风口浪尖。
一方面，他深知中日两国在工业和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全面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另一方面，如果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再丢了上海这个经济命脉，他的统治基础将彻底动摇。
因此，他只能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将中央军第五军秘密调往上海，试图以战促和。
可是这几天，前线传来的全都是战况不利、伤亡惨重的战报。
尤其是 88 师在庙行被日军的舰炮和飞机狂轰滥炸，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
更让他寝食难安，如果连自己的中央军都抵挡不住日军，他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报告委座！第十九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捷报！上海大捷！庙行大捷！”
只见一脸喜色的侍从室主任，手中紧紧攥着一份电报纸，连门都顾不上敲，直接冲进了书房。
南京那位双眼中瞬时爆发出一阵异样的光彩，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急切地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