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谁，当看到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信仰在一瞬间坍塌，那感觉肯定不大好受。
前往关塔那摩市的路上，陈老头还能嘲笑洋人“不服王道教化，行为粗鄙不堪”，这一想法到了返回关塔那摩湾的时候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有浓浓的失落和深深的危机感。
同样都是华人，在清帝国的时候畏畏缩缩，见到官员连话都说不利索，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到了古巴却能自力更生不亢不卑，面对自己这个朝廷三品大员尚能侃侃而谈，而且说出的话有礼有节颇有见地，这估计不是因为手边有了枪才带来的改变。
想到这里，陈老头就失去了说话的欲望，看看古巴这些精神焕发，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华人，再想想清帝国麻木不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四万万同胞，陈老头心中百味杂陈。
站在华人的角度上，陈老头希望自己的同袍都能生活的幸福，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裕强大。
但站在清帝国官员的角度上，陈老头知道自己现在这种思想很危险，就像是悬崖边的挑夫，身侧就是万丈深渊。
同在车厢里的吴子登也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吴子登正在思考，这份调查报告应该怎么写。
和已经年逾花甲的陈老头不一样，吴子登正值壮年，五十多岁的年纪在常人来说已近暮年，但对于官员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吴子登不甘心在督学的位置上蹉跎终老，吴子登还想更进一步。
作为一名官员，写报告是手到擒来的事，但今天的这份报告，却让吴子登犯了愁。
据实报奏肯定是不行的，同样都是华人，在清帝国治下过得猪狗不如，到了古巴这蛮荒之地却仿佛焕发了新生一般，这等于是红果果的打脸，如果据实报上去，吴子登也不用幻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直接告老还乡乞骸骨干脆点。
还有那个该死的辫子，吴子登不知道清帝国以前的华人是什么样，但看这些剪掉了辫子的华人，他们的精气神好像截然不同，这要是报上去，那就不是乞骸骨那么简单了，恐怕是抄家灭门的节奏。
那么这份报告怎么写，这就很值得考量了。
想想哈瓦那的猪仔馆、制糖厂以及囚禁华工的“官工所”，吴子登的眼睛渐渐亮起来。
李牧不知道陈老头和吴子登是如何的纠结，李牧正在主持“沙滩俱乐部”的第一次扩大会议。
成立不到一个月，“沙滩俱乐部”的规模已经扩大三倍有余，从李牧和格林·贾尔斯两个人扩充到七个人，乔治·杜威、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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