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北伐结束的这三年间，也并非无为。
首先，对于全国军事的调整彻底完成，前前后后共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彻底为结束，经过一番整改，全国军队加起来，也就二十万出头，比起汉辽大战前，还有所削减。
休养生息嘛，自然不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是大汉的外部环境，已经十分舒适了。当然，兵力的削减，不代表战争潜力的削弱，汉辽战争的影响还未彻底摆脱，但是爆兵的能力还是强悍的。
裁减的军队，也都做了各种安排，除了回乡种地的人之外，多有职位，继续夯实着朝廷对于基层的影响。
其次，则是对大汉官僚系统的调整，这同样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汉立国的这些年，尤其是刘承祐继位的这十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重建、改革，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详细的梳理。
此番刘承祐做的，就是这件事，尤其在权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查漏补缺，使得整个官僚系统更加合理，增强治务实力，提高行政效率。
伴随着的，是对中央及全国官吏的大调整，十多年以来，因为国家的主旋律是“统一”，地方权力虽早已归附中央，但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当然，刘承祐的调整，不是一概罢免，而是考核、调动，陟罚臧否。像那种，在一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乃至更久的，是重点整改对象。这种情况，在开国初期，还是比较常见。
这种调整，一直到去年夏，才真正告一段落。到如今，大汉的军政，才真正走向正轨，此前制定好的制度，在落实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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