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下达之后，艾琳被送入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女子惩教所的死囚监区。
牢房狭小，长九英尺、宽六英尺，金属房门上开一道观察窗口。
每天有二十二个小时她被关在这间屋子，每周仅有两次短时间放风，可以走到小小的露天天井活动。
屋内只有一张铁架床、一张金属小桌、一把椅子，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
十二年死囚生涯就此开始。
公设辩护律师没有放弃，按照司法程序，自动为她提起上诉。律师始终坚持，艾琳悲惨的童年、长期遭受的侵害，造成严重人格障碍，不应当被判处死刑。
可艾琳本人十分抵触这套辩护逻辑。她厌烦外界不断把她定义成一个精神失常的受害者。
监狱之外，她的案件被不断发酵传播。一部分女权团体把她塑造成反抗男性暴力的符号，四处奔走呼吁，希望可以撤销死刑判决。
大量书信从全国各地寄到监狱，有人同情她的遭遇，也有人写信来谩骂、诅咒。
艾琳对将自己包装成抗争象征的群体十分反感，专门写信回绝这类组织的帮助： “不要拿我的案子当做你们宣传的工具，我就是杀了人，应当承担后果。”
她给远在宾夕法尼亚的泰莉亚写过很多封信。
信里回忆公路上的日子，诉说监狱的枯燥，希望能收到女孩的回信。
可泰莉亚始终没有只言片语寄回来。当年为求自保站上证人席之后，泰莉亚选择彻底切断和艾琳的一切联系，开始重新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些写出去的信件，全部石沉大海。
岁月一年一年流逝。上诉流程层层推进，一九九六年，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她的上诉请求，维持死刑判决。
律师依旧没有停下，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搜集精神鉴定材料，打算继续向州最高法院申诉。
艾琳越来越厌倦死囚牢的生活。牢房隔绝了自由，却隔绝不掉媒体的关注。
纪录片摄制组获准进入监狱对她进行采访，书籍、报道陆续面世，后来好莱坞也准备把她的经历改编成电影。
有制片团队来到监狱会见艾琳，她只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影片能够上映，希望制片方可以拿出一笔钱交给泰莉亚，除此之外，她不要求任何利益回报。
关押后期，艾琳开始不断控诉监狱内部遭受虐待。她向律师递交书面材料，声称部分女看守故意往她的食物里掺入污物，频繁无理由脱衣搜查，手铐勒得手腕布满淤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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