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抄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没抱怨一句。
只在竹片断掉一角的时候停了停，然后低声说：“能留多少算多少。”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文物保护，也不懂学术价值。我只知道，她跪在一个盗洞一样的土库里，手里拿着铅笔，像在跟两千年前的人抢最后几口气。
我托着竹片，一个字一个字等她抄。
手酸了，我就换手腕发力。
肩膀旧伤也疼。
马二几次想说话，看见白露的脸，又硬憋回去。能让马二闭嘴，这竹简也算有本事。
最后能认出来的，也就几十个字。
零零碎碎。
“西仓，鬼工，百工勿归。”
“候令，火尽封。”
郑有德蹲下，盯着那几片竹简看了半天。
然后他说：“这东西留不住。”
白露抬头：“再等等。”
“等不了。”
“还有两片没翻。”
“翻了也带不走。”
白露咬着牙：“可以想办法。”
“你拿什么想？拿命？”
白露不说话了。
郑有德这人很少把话说死，他一旦说死，就是心里已经算完了账。
竹简在陶罐里都烂成这样，拿出去路上颠几下，可能就成一罐黑泥。
就算真带回去，我们没有恒温，没有药水，没有设备。
那年头别说我们这种人，就是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出土竹简都保不住。
文物不是挖出来就完事，有些东西一见空气就开始死。
后来我听一个省博的人说，简牍最怕的不是埋，是出土。
埋在水里、泥里，反而稳定。
一出来，温度、湿度一变，几天就卷，几小时就裂。
我们那晚用相机和铅笔抢字，说难听点，土办法，说好听点，是没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