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日早上，不仅仅IMF和IIF的各类主题会议一茬接着一茬，陆泽也在一夜之间收到了不少会见请求。
原因很简单，昨天陆泽来到华盛顿并且参与了一些会面的情况很快扩散开来，某个华尔街小报甚至特地写了“值得一提的是，据说Walker先生也来到华盛顿并且参与了部分讨论.....”
于是各路人马纷纷试图联系安排会面，凭空给伊莎贝拉增添了不少工作量。
“第一拨人已经在楼下了。”
伊莎贝拉看了一眼手表，“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固定收益与另类资产负责人。九点整是科威特投资局。十点十五分，新加坡GIC的团队会准时到。”
陆泽翻过一页文件，没有抬头：“我记得还有一些养老金和大学捐赠基金？”
“排在十一点以后。”
伊莎贝拉指了指日程表底部的两栏，“德州教师退休基金的首席投资官，还有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负责外部投资的一位董事。他们原本希望安排更长的时间，但我给他们的回复是：每个人最多四十分钟。然后还有下午。”
陆泽点了点头。
这个节奏算得上很紧凑，但完全符合他的预期。
在这个全华尔街都在为流动性窒息的十月，这些手握数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和超级机构，正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焦虑之中。
几个月前，他们听信了华尔街投行的游说，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世纪大抄底，结果在花旗、美林、瑞银上被狠狠地割了一轮，账面浮亏高达几十亿美元。现在的他们，手里虽然还攥着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或者财政盈余，但董事会和国内议会的质询已经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即使都声称自己是“长期投资”，但他们也难免会存在一个心思，即把一部分资金托付给这位半年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市场传说，好让次年的年度财报看起来不那么像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陆泽需要严肃的管理他们的预期。
八点三十分，两名穿着深灰色定制西装的中东人推门走了进来。
带头的是ADIA的高级投资总监，一位在伦敦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牛津毕业生。会谈几乎没有任何繁文缛节，对方直接切入了核心：ADIA希望在远日点的下一期全球宏观与困境债务基金中，拿到至少三到五亿美元的基础份额。
他们的诉求极其具体：不干预任何具体的投资决策，但要求在基金的投资委员会中保留一个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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