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美元资产未来的实际价值，也是外汇储备管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过，正如周行长刚才所说，问题并不只是判断某类资产有没有风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规模太大，可供选择的替代市场又很有限。即使看到了潜在问题，调整也需要时间。
“所以，中国现在这套金融制度，过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陆泽继续说道，“它帮助你们维持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
“同时，我们也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周行长接过话。
“资金配置效率受到影响，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还有美元资产的长期风险。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认识。”
“改革本来就是希望逐步改善现有制度。但美国出了这么大的危机，国内对改革速度和方向产生新的争论，也很正常。”
“所以我不赞成简单照搬美国的模式，也不认为应该因为这次危机就停止改革。”
陆泽接着说：
“过去十年，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扩大出口和制造业就业，也需要吸收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现有的金融制度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但未来十年，情况可能会有很大变化。”
周行长问：“你主要考虑哪些变化？”
“首先是经济结构。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下降，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可能提高，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
“还有人口结构。十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居民储蓄和投资需求，都可能与现在不同。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环境当然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原来适合中国的政策安排，未必仍然合适。”
“这一点我基本赞成。”周行长说，“金融制度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但具体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是。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判断中国今后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组合。特别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周行长喝了一口茶。
“那你认为，我们现在争论的改革方向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我觉得，首先不应该把某一种现成的金融制度当成最终目标。”
“比如美国？”
“对。美国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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