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要到二〇一〇年夏天才签署，大量细则在之后好几年里饱经挫折的一点点磨，全面落地的时候政治气候可能又变了。
这张桌子上的人的某种傲慢甚至是合理的。而陆泽手里有高盛、大摩和花旗的权益，远星和远日点本身也是华尔街的一部分，他和他们站在同一边。
布兰克费恩是唯一一个提醒大家不要太乐观的人。
"不过这一次和九八年不一样。"
他说，"那一次倒下的是一家对冲基金，这一次倒下的是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和AIG。四百万个家庭的退休账户缩水了，这不是一个会在十八个月里被忘掉的故事。不管下个月谁赢，新政府都需要给选民一个交代。"
阿克曼顺着这个话头，提到了国际金融协会可以做的事。与其等各国政府分别强加一套规则，不如由行业主动提出一份自律框架，在资本标准、薪酬结构、衍生品透明度这些问题上先拿出方案，抢在立法之前占住讨论的位置。
达拉拉在这时候重新活跃起来。这本来就是他的专长，他把阿克曼的提议拆成了几个具体的方向，问在座各位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团队参与起草。
讨论快要收尾时，陆泽简要谈了谈。
"我同意劳埃德的看法，这一次没那么容易过去。"他说，"不过我担心的倒不是华盛顿敢不敢动银行。"
桌上的人都看向他。
"敢不敢，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如果有人认真计算后果，他们确实不会真的把这套系统砸坏，在这一点上我和杰米的判断一样。"
陆泽摇了摇头，"可是政客不一定按照这个逻辑行动。他们是按照选票行动的。一个在民调里需要找到敌人的政客，会做一件在专业上完全错误、但在政治上非常划算的事，而且他可能根本不会算到六个月以后。"
他停了一下。
"上周我们就看到过一次。为了打一场选战，有人差点把唯一有效的救市方案也一起否决掉了。"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那场政治大戏。。
麦凯恩在宾夕法尼亚说出"直接注资"之后，那几天它被两党一起打成了毒药，直到英国人率先动手、巴菲特都上了电视，风向才勉强转回来。
如果没有伦敦，如果没有那几个偶然撞在一起的变量，现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可能还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方案。
"而且，"陆泽淡淡的补充了一句，"发奖金之类或许是必须的。但公众可能不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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