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职务。
李主任带来了一个任务——在驻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特殊实验区”。实验区的对外名称是“雾镇”，对内名称是“行为模式观测基地”。
“实验的内容是什么？”寒晓东问。
“行为模式固化。”杨奶奶说。
三、实验
李主任的团队，从兵团中选拔了一批退役官兵及其家属，作为实验对象。选拔的标准很严格——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身体健康，没有精神疾病史，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被选中的人，被告知他们将搬迁到一个新建的小镇，享受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福利待遇。作为交换，他们需要定期参加一些“健康检查”和“心理评估”。大多数人同意了——在那个年代，能够搬到一个小镇定居，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实验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线采集”。研究人员对每一位居民进行了全面的生理和心理测量，包括基因检测、脑电波记录、性格测试、认知能力评估等。这些数据，作为后续实验的基准。
第二阶段，是“行为干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高度结构化的日常生活流程——固定的作息时间，固定的社交模式，固定的娱乐活动。居民被要求严格遵守这套流程，违反者会受到“扣减福利分”的惩罚。
第三阶段，是“行为固化”。在居民适应了结构化生活后，研究人员开始引入一种名为“潜意识 conditioning”的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反复播放特定的音频和视频信息，在居民的潜意识中植入行为指令。指令的内容，包括“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保持平静”、“不要多管闲事”等。
“这种技术，类似于后来被称为‘睡眠学习’的方法。”杨奶奶说，“但当时的版本，更加粗糙，也更加危险。”
四、后果
实验持续了三年。
三年后，居民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作息变得高度一致，社交互动变得模式化，情感表达变得中性化。个体之间的差异，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验成功了。
但实验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一些居民出现了心理问题——抑郁症、焦虑症、人格解体障碍。一些人失去了自主决策的能力，无法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做出任何选择。还有一些人，出现了记忆混乱和身份认同障碍。
“李主任的团队，把这些问题称为‘实验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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