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拯救多数人）。
然而，测试结果与预期严重偏离：
• 超过三分之二的实验体（22人）拒绝直接下达牺牲命令，或以各种方式拖延、质疑命令的必要性、尝试寻找替代方案。
• 其中8人明确表示，无法信任下达此命令的“上级”（即控制团队模拟的指挥系统），认为其决策信息不透明或动机可疑。
• 5人在测试中公开指出，这种“两难选择”本身可能是控制者设计的、测试他们是否“人性沦丧”的陷阱，并质疑整个测试的伦理基础。
•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实验体（10人）做出了符合“理性效用”的选择，但其中6人在事后报告中表达了深度的自我怀疑、道德痛苦，或暗示是“出于对测试规则的服从而非真正的价值判断”。
• 没有一人表现出控制团队预期的、“干净利落、无情感负担”的“高效决策”。
测试后，控制团队对实验体进行一对一深度复盘和质询。大量实验体在质询中，不再局限于回答具体问题，而是开始反问：
• “组织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拯救尽可能多的人，还是维护某种抽象的‘效率’？”
• “如果组织可以为了测试而轻易牺牲一个无辜者，那么它与我们被教导要对抗的‘不道德势力’有何区别？”
• “我们的忠诚，是对一个可能犯错的‘组织’，还是对我们自己通过理性得出的、关于对错的原则？”
•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被培养来做什么？谁赋予了他们决定我们和他人命运的权力？”
这些反问，被项目负责人记录为“大规模认知污染”和“对项目根基的哲学性质疑”。报告结论指出：“S-6批次已集体偏离预设轨道。其发展出的高阶认知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并未如预期般服务于预设的使命认同，反而转向了对使命本身、对控制者权威、乃至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系统性质疑。继续培养的风险极高，可能孵化出具有高度智能和组织能力、且对项目怀有根本敌意的反叛群体。”
“彻底清洗协议”的执行
“忠诚终极测试”的结果，结合此前观察到的“地下网络”和群体性质疑，最终促使“涅槃计划”最高决策层（由顾文舟直接领导的项目委员会）做出了“彻底清洗”的决定。决策理由记录如下：
1. 失控风险不可控：S-6已形成群体共识和隐秘交流网络，具备潜在的组织反抗能力。
2. 认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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