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制度应该横空出世了。
当年朱元璋在南北榜案之后，为了缓和南北矛盾，采取了分南北取士的办法，以两个榜单并行的方式，给北方士子更多的名额。
这个制度在明仁宗洪熙元年最终完善，形成了“南北中榜”模式，录取比例稳定在55%：35%：10%。
南方占大头，北方次之，中部地区占小头。
从此以后，科举不再是纯粹的“凭才学取士”，而是变成了一场精密的利益分配游戏。
不过李承璟觉得，南北中榜模式还是漏洞颇多。
它虽然缓和了南北之争，但是并没有在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制度并没有真正打破地域壁垒，南方各省与中央朝廷离心离德的情况在明朝后期越发明显，甚至走向失控。
于是李承璟选择了一个更加超前，也是更加完善的方式。那便是几百年后清朝的“分省取中”模式。
这是一个更精细、也更复杂的全国系统，它将人才选拔与政治平衡的艺术推向了极致。
它的具体做法环环相扣，贯穿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考试。
首先第一步是划分考区，为省定额。
它首先将全国各省清晰地划分为大、中、小三等，并以此为据，为各省的举人和进士名额设定基准。
根据各地的文风高下、赋税轻重、人口多寡、教化程度等综合指标，将全国省份划分为不同等级，并以此作为名额分配的基本依据。
直隶以及江南各地被定为大省，这些地方文风鼎盛，赋税最重，人口最多，是朝廷的钱袋子和人才库。
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则被定为中省，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不如江南，属于第二梯队。
广西、贵州、云南、甘肃这些偏远地区则被定为小省，文风不盛，人口稀少，地方偏远，但也不能让它们永远没有人能中举。
随后将各省名额定制化。举人大致是大省八十名，中省六十名，小省五十名；进士则是大省十名，中省七名，小省三至五名。
名额不是固定的，会根据每届考生的实际水平和人数进行微调，但大致比例不变。
这样一来，每个省都有了自己的“定额”。
不管你文风多盛，也不能把名额全占了；不管你文风多差，也不能一个人都考不上。
这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妥协。
第二步则是分编字号，在省内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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