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员，参与对北境、西境（此为重点）抚恤发放的抽样核查；对查实的克扣抚恤案件，严惩不贷。至于成立联合核查机构等更深入的条款，则暂时搁置，留待后续商议。
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并未完全达到叶深的预期，但毕竟开了一个口子。更重要的是，它向朝野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镇国公叶深，不仅盯着前线战事，也开始关注后方民生，尤其是与军队息息相关的抚恤问题。这既是对边军将士的安抚，也是对某些人的警告。
与此同时，关于流民安置、赋税核查、吏治整顿等方面的建议，叶深通过其他渠道，以“民间舆情”、“有识之士建言”等方式，逐渐在朝野发酵。都察院王御史等人接连上书，痛陈时弊，呼吁朝廷重视民生。民间，尤其是市井之间，关于抚恤不公、胥吏贪墨、流民惨状的议论也多了起来，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叶深没有急于求成。他知道，积弊已深，非一日可改。他就像一位高明的医者，先开出几剂温和但对症的药方，观察反应，调理帝国这具沉重病体的气机。同时，他手中那柄名为“肃清司”的手术刀，正沿着码头军资案的线索，悄无声息而又坚定地，向着更深处、更黑暗的地方探去。
政策调整的序幕，已经拉开。叶深站在镇国公府的书房中，看着柳青刚刚送来的、关于流民营在“黑虎帮”覆灭后秩序略有改善的报告，以及朝堂上关于抚恤核查的争议记录，目光深沉。
“这只是开始。”他低声自语，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那枚冰冷的记功牌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无声的见证。“路还很长，很艰难。但既然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一步步来，总能改变些什么。” 窗外的阳光，似乎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穿透阴霾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