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6月27日，法国巴黎，阴天，天还未亮透就灰了下来。从卡西莫多的钟楼往下看去，在这样的天气下，整座城市就像一块灰扑扑的裹尸布，倦怠地摊开在塞纳河两岸。
在这一年，路易-波拿巴·拿破崙亲王已经开始为一些事情做铺垫了。
早在去年年末，这位总统藉助一场失败的起义起草了新的法律，任何俱乐部和政治集会都不许开了。到了1850年，新闻法进一步收紧，强制作者签名制度出，每一篇政治文章都必须署上作者的名字。与此同时，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共和国虽然已经確立了普选权，但亲王总统又拋出了一部选举法，其中对选民的户籍和財產作了规定，从而一下子註销了四百万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选举权。
同年四月份，总统还推出了一个流放政治犯的法案，以流放代替监禁，这为在今后的放逐政策鸣锣开道，立法院议长老杜邦叫道：「只要判了罪，罪犯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罪犯，只有对他的同伙才成其为英雄。」
雨果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
严格来说，雨果最早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国民议会保守派议员，属于波拿巴亲王的派系。但在1849年，他超越保守派，发表演说呼吁终止不幸与贫困。其它演说呼吁普选和免费义务教育。可这明显与波拿巴亲王的想法背道而驰，这最终导致他与拿破崙亲王决裂。
对於他自己的行为，他如此说道：
「先生们，我知道每当我们从「良知』这个词推断出我们认为理应从中推断出的全部涵义时，总会不幸地引起某些杰出的政治家的訕笑，起先，这些杰出的人物认为我们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怜悯我们，愿意医治我们所染之症一一即良知病。
並用国家利益为通词十分客气地反驳我们的言论，假如我们无动於衷，继续坚持「错误』一啊！他们就动怒了。他们宣布我们无知，完全缺乏政治头脑，不必將我们放在心……」
如今的雨果虽然已经跟爱丽舍宫决裂，他用一系列辉煌的演说声援左派，因而左派为雨果热烈鼓掌，但左派从未把雨果当做自己人。右派则谩骂雨果，硬把他当做一个变节者加以鄙视，使他成为侮辱、誹谤和以各种最下流的手段对待的对象。
拿破崙总统如今也正用冷静的手段控制警察和军队，秘密警察、密探和告密者在巴黎也已经活跃了起来，这些政策不光针对法国人，同时也针对在巴黎游荡的外国危险分子。
在欧洲大革命已经走向溃败的大背景下，明面上还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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