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思想在哪个阶段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简而言之，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扬弃开始的。
大约在1840年之前，黑格尔的学说仍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在黑格尔哲学的部分内容当中，黑格尔把国家尊崇为伦理观念的化身，尊崇为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的本身，因此他认为国家对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则是成为国家的一员。
这种国家学说极其适合普鲁士官僚的口味，因为它使查究“煽动者”这样的罪恶行为也装上了光彩。
然而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雷声响彻了整个欧洲，并且打破了当时笼罩着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整个欧洲的那种沉寂，在这场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跟着爆发了革命，英国的阶级斗争也尖锐了起来.
而在德国，尽管革命的声音并未造成太大的乱子，但警察的镇压却再也压制不了人们心中的不满，而由于反政府分子还不敢以政党的形式公开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他们便组织了许多文学和哲学团体，通过艺术和哲学著作来进行他们那还不够大胆的批评。
黑格尔的左派学生即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属于这类反对政府的团体。
之所以说是左派，是因为黑格尔学说中的辩证法让黑格尔的一些学生得出了另一种结论，既然一切都在变化着，既然一切存在的东西迟早都要死亡并且让位给新东西，那么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农奴主的统治和暴虐的警政也一定要消灭，这不是很自然的结论吗？
于是黑格尔的这些左派学生力图从他的哲学中得出激进的政治结论。
换句话说，托古改制，在黑格尔的大旗下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
但由于政治在当时的普鲁士是禁区，因此黑格尔左派的批评锋芒主要还是针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基础之一——宗教。
直到这个时候，普鲁士政府终于回过味来，于是赶忙在1841年将大哲学家谢林召回柏林，让他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留下的哲学教席，而谢林确实试图遏制流行的黑格尔哲学浪潮，但并没有成功。
之所以提这些，自然还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算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甚至说恩格斯在1841年到达柏林后，还专门搞了个笔名来猛批谢林的反动唯心主义。
不过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这样的话并不能令他们满意，只因黑格尔派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这样东西或许可以用马克思在1845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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